The U.S. bond market is experiencing a "rare divergence in thirty years": on the eve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interest rate cut, long-term U.S. bond yields are "rising instead of falling."

华尔街见闻
2025.12.08 00:43
por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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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长债收益率 “不跌反涨” 现象在华尔街引发激烈辩论:乐观者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信号,中性观点认为这是利率回归常态;而悲观者则担忧通胀风险、政府巨额债务以及美联储独立性受损,认为 “债券义警” 正在回归。更有观点指出,全球从 “储蓄过剩” 转向 “债券供给过剩” 的结构性变化,美联储对长期利率的控制力在减弱。

自 2024 年 9 月美联储启动本轮降息以来,已累计将基准利率下调 1.5 个百分点至 3.75%-4% 的区间。然而,市场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同期,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了近 0.5 个百分点至 4.1%,而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涨幅更是超过了 0.8 个百分点。

这一走势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市场逻辑,即美联储降息通常会引导长期利率下行。它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预期相悖,后者认为更快的降息将有效拉低抵押贷款、信用卡等各类贷款利率。市场的反常表现意味着,投资者对利率前景的判断与美联储存在巨大分歧。

当下,对于这种分歧的解读,市场观点众说纷纭。乐观者认为这是经济将避免衰退的信心体现;中性观点则视其为市场利率回归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常态的标志;而悲观者则担忧,这反映了 “债券义警” 的回归,他们对美国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和潜在的通胀风险投下了不信任票。

罕见背离:降息周期下的收益率上行

通常情况下,当美联储调整其短期政策利率时,长期债券收益率会随之变动。然而,本轮周期的表现却打破了常规。

数据显示,交易员们普遍预计美联储在本周的会议后将再次降息 25 个基点,并预期明年还会有两次同等幅度的降息,从而将政策利率引向 3% 左右。

但作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借贷成本基准的关键国债收益率,却并未随之走低。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仅有的两次非衰退时期的降息周期(1995 年和 1998 年),当时美联储仅降息 75 个基点,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要么直接下降,要么涨幅远不及当前水平。

软着陆预期还是回归常态?

对于收益率上行的原因,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认为,这背后有两个因素。

首先,由于美联储在后疫情时代为遏制通胀而采取的加息力度空前,市场在美联储真正开始降息前,早已提前消化了政策转向的预期,导致 10 年期收益率在 2023 年底就已见顶。

其次,他指出,美联储在通胀仍处高位时就降息,意在 “维持此次经济扩张,而非终结它”,这降低了经济衰退的风险,从而限制了收益率的下行空间。

PGIM 固定收益首席投资策略师 Robert Tipp 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这更像是一种 “回归常态”,即利率水平正在回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那场危机开启了一个异常的低利率时代,而这个时代在疫情后已戛然而止。

通胀担忧与 “债券义警” 的回归

然而,另一些市场参与者则从所谓的 “期限溢价”(term premium)中看到了更令人不安的信号。期限溢价是投资者为持有长期债券所要求的额外收益补偿,以对冲未来通胀或债务违约等潜在风险。根据纽约联储的估算,自本轮降息周期开始以来,该溢价已上升了近一个百分点。

Bianco Research 总裁 Jim Bianco 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债券交易员担心美联储在通胀仍顽固地高于 2% 目标、且经济持续表现出韧性的情况下,降息步伐过快。他警告称:“市场真正担忧的是这项政策本身”,如果美联储继续降息,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会 “垂直飙升”。

此外,政治因素也加剧了市场的忧虑。外界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成功施压美联储,迫使其更激进地降息。据彭博社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哈塞特,在博彩市场上被视为接替鲍威尔主席的热门人选。伦敦标准银行 G10 策略主管 Steven Barrow 直言:“让一个政治人物执掌美联储,并不会让债券收益率下降。”

从 “格林斯潘之谜” 到供给过剩: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

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向了全球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标准银行的 Barrow 将当前局面类比为 2000 年代中期 “格林斯潘之谜”(Greenspan conundrum)的镜像反转。

当时,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于他持续加息但长期收益率依然保持低位的现象感到困惑。

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后来将此归因于海外过剩储蓄大量涌入美国国债。而如今,Barrow 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借贷规模过于庞大,曾经的 “储蓄过剩” 已经转变为 “债券供给过剩”,这给收益率带来了持续的上行压力。

Barrow 总结道:“债券收益率不降,可能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归根结底,决定长期利率的并非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