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Warns Global Public Debt Approaching Post-WWII Highs, Middle East Conflict Exacerbates Vulnerability, Fiscal Adjustment Window Narrows

全球債務壓力持續攀升，地緣衝突與結構性財政失衡的疊加效應正將主權債務風險推向新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中警告，2025 年全球政府債務總量與 GDP 之比已升至接近 94%，按當前路徑預計到 2029 年將突破 100%——這一債務水平此前僅在二戰結束後出現過。

中東戰爭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本已脆弱的全球財政格局，通過擾亂能源供應、收緊金融環境以及推高通脹預期，對全球借貸成本形成系統性抬升壓力。

推進有序財政調整的窗口正在收窄，美國、歐洲及低收入國家均面臨各自迥異卻同樣嚴峻的財政挑戰，"任何自滿情緒都不容存在"。

債務路徑惡化具有結構性特徵

當前財政形勢的惡化並非週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的。

全球財政缺口（基本餘額預測值與穩定債務率所需基本餘額之間的差額）已從十年前超過 GDP 的 1% 的緩衝水平降至接近於零，反映出各主要經濟體在福利支出擴大或財政收入削減方面的政策選擇已產生深遠影響。

利息支付負擔的快速攀升是這一惡化趨勢的直接體現。

全球利息支付與 GDP 之比在短短四年內從 2% 升至接近 3%。隨着各國政府在高利率背景下為到期債務滾續再融資，這一壓力仍將持續。即便是在債務動態有所改善的國家，其公共債務水平亦普遍高於新冠疫情危機期間的峯值。

主權債務市場結構的變化進一步放大了系統脆弱性。

隨着各國央行縮減資產負債表，槓桿化私人投資者和對沖基金已成為政府債券的邊際買方。當市場波動加劇時，這類投資者的持倉可能迅速逆轉，形成流動性壓力。

中東衝突與多重下行風險疊加

中東地區戰爭的爆發構成當前最直接的財政下行風險之一。

該衝突可能通過推高能源價格、收緊全球金融環境、抑制經濟活動以及增加防務支出等多條渠道加重各國財政壓力。在衝突持續的情景下，全球在險債務水平可能再升高 4 個百分點。

與以往能源衝擊不同，本輪衝突的財政影響極不對稱——能源進口國，尤其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承受最大代價，而海灣地區主要能源出口國因直接捲入衝突，受益範圍也較歷史經驗更為狹窄。

其他下行風險同樣不容忽視。若人工智能相關資產估值出現調整，疊加美國股市下跌 20% 並向全球金融環境形成溢出，全球在險債務水平可能再升高 2.4 個百分點。

此外，保護主義壓力驅動的產業補貼和貿易支持政策、多國社會動盪加劇，以及對央行獨立性的顯性或隱性干預，均構成財政風險的放大因素。

美國的赤字規模尤為突出

美國財政失衡問題尤為突出。美國經濟已接近潛在產出水平，但廣義政府赤字仍維持在 GDP 的 7% 至 8%，且尚無任何債務整頓計劃出台。

預計按此路徑，美國總債務到 2031 年將達到 GDP 的 142%。要穩定債務路徑，必須同時在財政收入與支出兩端採取行動，包括對主要福利項目進行調整。

美國國債供應持續增加正在壓縮其歷史上享有的安全性溢價，這種溢價的收窄已在全球範圍內推高借貸成本。

受供給驅動的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幾乎會同步傳導至其他國家的債券市場，對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影響尤為顯著。

歐洲與新興市場面臨各自掣肘

在歐洲，多個歐盟成員國已援引赤字規則豁免條款以滿足持續攀升的國防支出需求。

這類支出一旦發生便難以逆轉，凸顯了財政空間有限的國家在兼顧國防承諾與人口老齡化壓力之間所面臨的結構性權衡。

日本方面，通脹上升和 GDP 增長正在改善其債務動態，但主權債券收益率已升至歷史高位，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溢出影響。

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經濟體在 2025 年整體受益於美元走弱帶來的有利融資條件，但債務水平依然高企。低評級借款方的債券發行量已減半，債務期限大幅縮短。

在全球最貧困的國家，利息支付佔財政收入的比重已達歷史高位，外部援助持續減少更造成了難以填補的融資缺口。IMF 建議，新興市場應將化解或有負債、取消燃料補貼以及擴大税基作為中期財政計劃的核心。

IMF 呼籲多層面政策應對

面對上述挑戰，IMF 提出了涵蓋多個層面的政策建議。

在應對能源價格衝擊時，明確反對實施廣泛價格補貼，認為此類措施會推高財政成本、難以撤除，並可能抑制國內價格信號；應代之以針對弱勢家庭和具備持續經營能力企業的精準支持，並與緊縮性貨幣政策保持一致。

在制度層面，維護中央銀行獨立性和財政框架的完整性對於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同等重要。清晰的財政溝通與信息透明度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併為必要的財政整頓爭取政治支持。

對於債務負擔較重的發達經濟體，當前需要的是次序得當的具體整頓措施，而非僅停留於理想化的中期目標。